不要剥夺孩子问为什么的权利

为什么是我们找寻答案的第一步，特别是孩子常常会问为什么，孩子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常常会问为什么，但是很多父母、老师往往会拒绝回答。下面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不要剥夺孩子问为什么的权利。

美国内华达洲一位母亲指着礼品盒上的“0”问3岁的女儿是什么，那个名叫伊迪丝的小女孩告诉妈妈：那是字母“O”，幼儿园的老师教过这个字母。

这位母亲把伊迪丝所在的劳拉三世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她说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在她女儿认识字母“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自从识读了26个字母后就失去了这种能力。母亲要求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

3个月后，法院的判决出人意外，劳拉三世幼儿园败诉。因为23名陪审团成员被母亲在辩护时说的故事感动了：

我曾到东方某个国家旅行，在一家公园里见过两只天鹅，一只被剪去左边的翅膀，另一只完好无损。剪去翅膀的被收养在较大的水塘里，完好的天鹅被放养在较小的水塘里。管理员说，这能防止它们逃跑。剪去一边翅膀的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飞起来就会掉下来;在小水塘里，虽然有翅膀，但起飞时缺少必要的滑翔距离，天鹅只能呆在水里。今天，我感觉到伊迪丝变成了劳拉三世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去了伊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膀;他们早早地把她投进了那片小水塘，那片只有ABC的小水塘。

这段辩护后来成了内华达洲修改《公民教育保护法》的依据。现在美国《公民权法》规定，幼儿在学校拥有两项权利：玩的权利，问为什么的权利。

这个案例不是说别人的理念就一定比我们好，然而我们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暂且不论“玩的权利”，单说“问为什么的权利”。

尽管乘着课改的风，质疑、探究等学习方式也在中小学课堂普及，但更多的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老师是一个比较能以开放、赏识的心态和眼光去看待儿童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的教师;如果一个老师希望能以一颗童心去感悟儿童的内心世界，以教师和儿童的双重视角去赏析儿童独特的思维话语，以爱心、耐心、平常心去解答和倾听孩子光怪陆离的问题。在其鼓励和纵容下，几十个孩子成天唧唧喳喳吵闹、折腾个不停，局面很难控制，而且在学期考试成绩中遭遇“滑铁卢”。规范，规范，再规范，形成一定的秩序后，每当看到那一双双举起的手，既充满期待和愉悦又伴随警惕和戒备，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广的问题，老师渐渐力不从心，无招架之功，最后竟然不得不缴械投降，换上师道尊严的盔甲，以脆弱的教师威性“镇压”学生过多的提问。

不能完全做到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学生千奇百怪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为适应社会、学校、家庭对教育和成才的评价规则。

目前对教育评价的重心更多停留在显性目标的层面，没有谁会有足够耐心等至几十年后再考察我们的学生是否真正成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比其他行业更不应急功近利。

在多数教师眼里，马云这样的学生并不是好学生：顽劣，不太“听话”。第一次参加高考,数学1分,落榜。第二次参加高考,数学19分,落榜。第三次参加高考,递补杭州师范学院英语本科。 41岁,以30亿美元身价位居“2005胡润IT财富榜”第四位,所带领的阿里巴巴网站成为全球最大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网站是中国唯一能与微软、沃尔玛、GE 匹敌的企业。

而像袁隆平这样的学生，也是令人“头疼”的个性体，他总爱挑战老师的心智。学生时代的他，最大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

还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

而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名人，如若按照传统的常规的对教育和成才的评价体系，他们都不是“合格或优秀”的学生，如牛根生、李金元、李嘉诚，他们没有一个进过大学的门槛。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科学家爱迪生，也是大学没毕业。谁能说他们不是优秀的人才?可值得教育工作者汗颜和反思的是，这些天才最终的成就与我们当初所追求的考试成绩并不相符，与单一的教师讲和学生听关系也不是很大。

教师自身的学识、能力、素质、师德修养远远不足。

面对孩子纵横驰骋的思维，漫无边际的提问，老师不但无法解答学生的许多问题，甚至渐渐失却了欣赏和倾听学生问题的心情和能力。

许多教师更是对爱问为什么的学生惟恐避之不及，更别提引领学生去发现和探索问题。所谓的质疑和探究不过隔靴搔痒，徒有虚名罢了。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几千年来，“内省”、“慎独”、“中庸”思想已深深渗透我们这个民族。

程开甲、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一位罕见的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科学家、教育家，性格极其古怪。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颤。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

50年代初，同是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为此，学校领导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做束星北的思想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周恩来总理请李政道在国外联系科学家来我国讲学，李政道说：我们不用到国外请，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人才，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可是由于自身性格和社会变革等原因，这位天才一生在他命运的踬颠与缝隙中发挥出来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与他的潜能远远不相匹配。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不可理喻的古怪脾气与超人的智力并存。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会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告诉我吗?”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深思，然而毫无歉意地走开。他会对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最终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你可以不喜欢他，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再来看看一个令人敬仰的女人传奇的经历。

“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那么想开战?从你踏进白宫的那刻开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说过不是因为石油，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或其他，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海伦·托马斯单刀直入问道。

“对不起，请让我说完，让我说完。他们干了!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安全避难所，基地组织就是在那儿接受训练——”

小布什急了。

“可我说的是伊拉克——”

海伦又一次不客气地打断了总统。

“不用怀疑，40多年来，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华盛顿邮报》这样评价白宫记者团第一个女记者海伦·托马斯。

海伦·托马斯质问了9任美国总统，从肯尼迪到小布什。每次当她第一个站起来提问时，总会看到总统们不同的肢体语言：“卡特的畏缩”、“里根的低头”以及老布什的“哦不!不要海伦!”

所以，站到白宫新闻发布厅的讲台上时，肯尼迪可能已经让助手们“事先帮他预测好了90%的记者提问”;尼克松已经浏览过各种文件摘要，“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卡特手边也许已经备好了所有的事实和数据;里根则可能“紧张得像参加论文答辩一样”， “几乎没有一天，我不得不问问助手们：‘海伦正在写什么?’”。

在自传《白宫前沿》中，海伦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他们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英国式的议会制度，督促政府官员向人民负责，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政策，这份职责落到了记者肩头。”

她在新书中写道：“多年来，我总有机会质问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公仆——美国总统。我承认，对这个职位我抱有敬畏，可并不是对占据这一职位的那个人，因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一个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不时地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信赖。政府可以宣传它的立场，而记者的职责是发掘真相。”书的结尾，她引用林肯的名言：“让人民了解事实，国家就会安全。”

没有人了解每天要面对记者回答世界上各种问题的那种恐怖。

“白宫新闻发布厅有时也会像法庭”。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卡特;“伊朗门”中的里根;性丑闻中的克林顿。“就像一个证人同时被来自60个不友善的检察官的质问狂轰滥炸”。

这样的情景是我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海伦·托马斯真可称得上是民众的灵魂，美国的良心。

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政治思想，不同的管理制度……理当不一而论。

然而，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应该不分国度。

为什么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孕育和培养了这么多奥林匹克竞赛的王牌选手，却至今不能在自己的故土上产生和成就一个诺贝尔奖?

为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海伦一提问，总统就发抖;我们的学生一思考和提问，教师就发愁?

以上就是我们向大家给大家带来的不要剥夺孩子问为什么的权利，希望大家看了这篇文章后，能够有所启发，正确教育孩子。